颜之推的佛教观及其形成原因—— 兼论颜之推在儒、佛之间的价值取向
时间:2014-08-11 15:30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

  颜之推,南北朝后期的士大夫、著名学者,出身于梁朝一个以儒学传家的贵族家庭,年轻时曾为梁元帝萧绎散骑侍郎。梁末由于侯景之乱,梁政权开始衰颓,其时在江陵即位称帝的萧绎非但没有振兴梁政权,反而在不断的失败外交中使江陵政权被西魏所灭。随着江陵政权的灭亡,颜之推和其时聚集在江陵的一大批梁末士人被迫迁往长安。此后颜之推便辗转在北朝政权之下,先后臣仕北齐、北周和隋三个政权,这也就是他所说的“一生而三化”[1]。这其中颜之推在北齐生活的时间最长,一生主要活动也都在北齐,并官至黄门侍郎。在历经坎坷的一生中,颜之推虽颇遭艰辛,却也累积了不少人生经验,并因此撰写下《颜氏家训》,通过《教子》、《兄弟》、《治家》、《风操》、《勉学》、《文章》、《归心》、《养生》等二十个篇目记录下了自己一生的经历、见闻和得到的经验、教训,希望以此来教导子孙后世如何立身、处世。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他积极倡导和宣扬以儒家思想来修身、齐家,并以之为“立身扬名”[2]的根本。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举世溺而欲拯,王道郁而欲申”[3],积极以弘扬儒学为己任的士大夫,也不能不受其时盛行于大江南北的佛教影响,从而在《家训》中立《归心》,不但对佛教虔诚信奉,形成自己的佛教观,还以之积极展开对佛教的传播。然而颜之推的佛教观究竟怎样,因何形成,目前学界对此尚少论说[4],本文以《颜氏家训·归心》为考察中心对此作一浅析。
  一、颜之推佛教观的表现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佛教、道教发展的兴盛时期,不仅道教在这时期拥有众多信徒,广布南北,形成了自己的诸多门派,佛教也以其劝善避恶、今世修行来世获报、般若解脱等理论而备受社会各阶层趋奉,至于捐资造像、修庙、建塔成为南北信佛民众公认的积德善举。出生于梁末的颜之推正是在这样的宗教环境下走上了奉佛之路,不但日常深信因果、礼拜佛陀,还对奉佛及其所产生的问题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观点,在《颜氏家训·归心》篇里,他对此作了充分论说。具体言之,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方面:
  一、为什么奉佛。在颜之推看来,首先佛教高于儒教,儒学虽然知识渊深,教人仁、义、礼、智、信的修身之道,但不论从它知识的广博而言,还是就它所传导的从善内涵来说,它的精髓都已被包含在佛学之内,即佛教的知识和教义“明非尧舜、周孔所及也”[5](下文出自同一《归心》篇语句不再注释)。其次,佛教的济世情怀和救人功德远远超迈儒教的治世功能。颜之推认为,儒学提倡的“君子处世,贵能克己复礼、济时益物”不过是“治家者欲一家之厌,治国者欲一国之良”;而佛教虽是自我修行,却不仅能修炼自己、脱除自身罪孽,更能通过“修道”感化、影响更多的人从善,帮助他们脱离苦海、进入福地,并使他们的家人、亲属等也脱除前世罪业。故而在颜之推看来,儒教和佛教都在讲求现世的努力,但佛教的济世和救人的功德远超过儒教的治世所达到的目的,所谓:“万行归空,千门入善”,人生中的一切到头皆是空,只有佛法广大无边,不但能导引种种善行,还可以以多种方式即“六舟三驾”来度脱群生,因此在淡淡地批评“亦是尧舜、周孔虚失愉乐耳”的同时,颜之推高度赞许佛教是“一人修道,济度几许苍生?免脱几身罪累”,从而得出结论:儒学可以不学,名教可以不遵,但佛教不可不信,不可不皈依之,即其所谓:“归周孔而背释宗,何其迷也。”
  二、佛教所宣扬的事物,如彼岸世界等都是真实存在的。针对人们对佛教所说彼岸世界的质疑,颜之推论曰,佛教中的彼岸世界是极其遥远的另一个时空,不是一般人以常理所能度量的,这就如同日常现实生活中所见到的许多自然现象一样,它们的运作也不是一般人所能度量的,他举例说:
  凡人之信,唯耳与目,耳目之外,咸致疑焉。儒家说天,自有数义:或浑或盖,乍宣乍安。斗极所周,管维所属,若所亲见,不容不同;若所测量,宁足依据?何故信凡人之臆说,迷大圣之妙旨,而欲必无恒沙世界、微尘数劫也?而邹衍亦有九州之谈。山中人不信有鱼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鱼;汉武不信弦胶,魏文不信火布;胡人见锦,不信有虫食树吐丝所成;昔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毡帐;及来河北,不信有二万斛船,皆实验也。
  由此他认为,宇宙中许多事物都是不因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故而佛教所说的来世、恒沙世界、微尘数劫也是不容置疑的。
  三、佛教有利于国家的治理,应积极提倡,而不能因为其存在某些不当的现象就予以否定。颜之推认为,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如同世人对儒学的学习和践行一般,并不是读了《诗》、《书》、《礼》,并记住其内容就一定会那样去做,即使是朝廷上那些儒学优秀者也多是“略无全行者”,因而对于普通的僧侣而言,他们就是有一些过错,也没有必要去求全责备。而且在颜之推看来,“非法之寺,妨民稼穑;无业之僧,空国赋算,非大觉之本旨也。”即使有这种现象也是管理者没有尽到职责去很好控制的缘故,非是佛法传播之宗旨。一方面,僧侣是“求道”,为“身计”,如同“诚臣徇主而弃亲,孝子安家而忘国,各有行也。”所以不能让他们在求“身计”的同时又去为国谋虑,这是两者不能兼全的事情,二者只能选做其一。另一方面,奉佛者所带来的益处和功绩远大于他们修道时所忽略的和犯下的过错。所谓:“一披法服,已堕僧数,岁中所计,斋讲诵持,比诸白衣,犹不啻山海也。”而且僧侣们通过修道,“若能偕化黔首,悉入道场,如妙乐之世,禳佉之国,则有自然稻米,无尽宝藏”。这些都是有益于国家的治理,是利大于弊、功德无量的事情,所以对僧侣们消费国家部分粮食和财物也就没有必要去计较了。
  当然,为了缓和奉佛带来的物质消费所引发的社会疑虑,颜之推也主张,只要“诚孝在心,仁惠为本”,在家也一样可修得正果,没有必要都去剃落须发进入寺庙,更不用“罄井田而起塔庙”。
  四、佛教的因果报应、轮回是实际可感知存在着的事物。颜之推认为,佛教所说的祸福报应是存在的,只不过这种报应有时会牵涉到前世,所以便不会因为现世的某些善恶之行而必生福祸之报,故而“项橐、颜回之短折,伯夷、原宪之冻馁,盗跖、庄蹻之福寿,齐景、桓魋之富强,若引之先业,冀以后生,更为通耳”。不过在他看来,人的善恶因果报应更多的还是现世报应,所谓:“好杀之人,临死报验,子孙殃祸,其数甚多。”颜之推不但相信因果的存在,也相信轮回,因果报应是循环的。他说,人“形体虽死,精神犹存”。譬如:“世有魂神,示现梦想,或降童妾,或感妻孥,求索饮食,征须福祐,亦为不少矣。”在他看来,人死后灵魂不但存在,还会以各种现象出现感应活人,甚至还会因前世或现世的善恶而轮回转世,所谓:“念念随灭,生生不断。”也因此,他相信人的前世或前几世所做事情之善恶会影响着其现世和来世的生命长短、贵贱与祸福,而今世的所作所为又和前世所作所为一起共同作用于其来世的命运好坏,只有皈依佛教和虔诚修佛,才会改变因罪孽带来的厄运,并因之而到达彼岸的自由净土福地,所谓:“一人修道,济度几许苍生?免脱几身罪累?”可见在颜之推的佛教观里,佛教的“诸行无常、缘起性空和因缘果报、业感轮回”[3]等不但对他影响很深,也是其中极为重要的内容。
  事实上,除如上揭示之外,颜之推的佛教观还存在另一重要内容,那就是:两教一体,以儒为主。作为出身于世以儒学传承家族的士大夫,颜之推无法抹去儒家文化的浸润,所以在信仰佛教的同时又不能不受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故而论佛时他便不时援儒入佛,认为儒学、佛教都立足于劝人为善、济世益物,儒学的“五常”和佛教的“五禁”基本一致,所谓:“内典初门,设五种禁:外典仁义礼智信,皆与之符。仁者,不杀之禁也;义者,不盗之禁也;礼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酒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认为儒、佛二者目的相同、所起到的社会功用相同,所谓:“内外两教,本为一体,渐积为异,深浅不同。”也因此,作为儒者的颜之推便能坦然奉佛,虔诚奉佛的他也能从容言儒。
  不过就遵儒奉佛来说,颜之推更多的还是倾向于儒学。佛教认为,诸行无常、诸法空相,意味着现实中的一切事物都不过是人们眼中的幻相和过眼云烟,世俗人生中所有的失败和成功最后都只能是一场梦。然而颜之推不仅自己颇为在意现世的功名,还积极要求后人“树立门户,不弃妻子”、“宜以传业扬名为务”[6],对“内典功德”的供奉也是“随力所至,勿割竭生资,使冻馁也”[7]。可见,这表明了颜之推在现实生活中始终都还是以儒家入世有为思想为精神皈依的,事实上,这也和颜之推现实中的人生努力及其作《家训》对子孙谆谆教诲要求以“传业扬名”的儒家思想相符合。故而说颜之推援儒入佛也好,讲他援佛入儒,或调和儒、佛两教也罢,事实上都不过是他立足于儒教又躬奉佛教的表现。
  其所以这样,实与颜之推“三为亡国之人”、历经四朝的仕宦经历和对该时代的政治生活的认识以及对儒家学说的感知密切相关。颜之推自小就接受儒学思想的熏陶,秉承儒家信条而行,这些都使他无法割绝和摆脱儒学对他的影响。加上颜氏之祖颜回又被尊誉为儒家的亚圣,因而在魏晋南北朝以“孝”兴家治国和“孝道的实践在社会上具有更大的经济上与政治上的作用”[8],以及重家族利益的发展,在此社会背景中,颜之推无论如何也不敢做出背叛家族传统和家族利益的事来,绝不敢背离儒教,否则他即成为“无义”之人,成为颜氏家族的“罪人”。而历经乱世,人生经验也告诉他,儒教在现实社会中发挥着佛、道、玄等不可替代的治国理家的作用,正如曹文柱先生所说:“儒学在理论上为解决国家形式、社会秩序、统治阶级内部权力占有与分配乃至民族关系等问题,提供了最系统的思路,并在实践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儒学重入世,强调治国安邦、建功立业,倡导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感。这种积极向上、不断进取的文化精神,是佛、道两种文化所不具备的。”[9]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诸多士大夫在信佛、奉道、讲玄中又不能不依靠儒学来立身扬名、兴家旺族,于颜之推也不例外。且东晋以降,儒、佛、道之间的几次论辩,也使佛教更多地吸收儒、道理论中有益于自身在中国文化环境下发展的内容,特别是有梁一代,梁武帝既要做皇帝又笃信佛教,走的是政、教兼顾的路子,而子曰:“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焉”[10],这也导致其时朝野内外诸多士大夫继续走着魏晋以来一些士人所走的路子:既不忘儒学又尊崇佛教,并以之为时尚。加之后来颜之推投奔的北齐政府也极崇佛教,这样,颜之推以儒为主的两教一体思想也就在这时期儒、佛发展趋势以及南、北士大夫共有的遵儒信佛心态的延续中形成。
  二、颜之推佛教观形成之因
  出生于世以儒学传家的文化家庭,也一生孜孜致力于儒学的振兴,颜之推信奉佛教并予以一定程度上的积极宣扬,也确实难以为后世学者所理解,甚至有人以为是“谄佛”[11]或“意在佞佛,便尔掊击周、孔,非儒者之言也”[12]。但事实上通过整体考察,不难看出,作为一代大儒,颜之推所以形成一定的佛教观,除了深受当时社会宗教环境影响之外,也还有以下几点因素:
  其一,家族宗教信仰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家庭对宗教的信奉一般都有继承性和排他性,大多数都是一家信仰一种宗教或一个家族同信仰一种宗教[13],因此这时期家传也就成了宗教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如琅琊王氏便世奉道教,史云:“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凝之弥笃。”[14]而庐江何氏则世奉佛法,史载:“何氏自晋司空充、宋司空尚之,世奉佛法,并建立塔寺。”[15]颜之推奉佛,家传信仰可以说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其所谓:“三世之事,信而有征,家世归心,勿轻慢也。”应该说是他佛教观形成的根本前提条件。
  其二,家族历史的影响。颜之推九世祖颜畿曾患病,于医家诊治时为医家失误用药而死。但据史载:
  颜含,字弘都,琅琊莘人也。祖钦,给事中。父默,汝阴太守。含少有操行,以孝闻。兄畿,咸宁中得疾,就医自疗,遂死于医家。家人迎丧,旐每绕树而不可解,引丧者颠仆,称畿言曰:“我寿命未死,但服药太多,伤我五藏耳。今当复活,慎无葬也。”其父祝之曰:“若尔有命复生,岂非骨肉所愿。今但欲还家,不尔葬也。”旐乃解。及还,其妇梦之曰:“吾当复生,可急开棺。”妇颇说之。其夕,母及家人又梦之,即欲开棺,而父不听。含时尚少,乃慨然曰:“非常之事,古则有之,今灵异至此,开棺之痛,孰与不开相负?”父母从之,乃共发棺,果有生验,以手刮棺,指爪尽伤,然气息甚微,存亡不分矣。饮哺将护,累月犹不能语,饮食所须,托之以梦。阖家营视,顿废生业,虽在母妻,不能无倦矣。含乃绝弃人事,躬亲侍养,足不户者十有三年。[16]
  另外,又据史载:
  含二亲既终,两兄继没,次嫂樊氏因疾失明,含课励家人,尽心奉养,每日自尝省药馔,察问息秏,必簪屦束带。医人疏方,应须髯蛇胆,而寻求备至,无由得之,含忧叹累时。尝昼独坐,忽有一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持一青囊授含,含开视,乃蛇胆也。童子逡巡出户,化成青鸟飞去。得胆,药成,嫂病即愈。由是著名。[17]
  这两件都是发生在颜含时颜家的事,它们不仅对颜家后人,就是对后世都有较大影响,如梁武帝对臣下的敕文中就说:“纯臣孝子,往往感应。晋世颜含,遂见冥中送药。”[18]作为深受家传之学影响的颜之推对自己家族上这些奇异历史应该有很深了解,也因此在宣传因果报应时他才会说:“世有魂神,示现梦想,或降童妾,或感妻孥,求索饮食,征须福祐,亦为不少矣。”可以说,家族历史的影响成为了颜之推深信因果、形成自己佛教观的思想因素,也是他对佛教多作辩解、回护和传播的依据。
  其三,现实生活中一些无法解释的奇异现象的促成。对颜之推而言,不仅祖上有奇异事件的发生,就是现世生活中也往往出现一些让人难以解释的现象。如他在《归心》篇列举的同时代一些士人身上发生的事,所谓:“王克为永嘉郡守,有人饷羊,集宾欲宴。而羊绳解,来投一客,先跪两拜,便入衣中。此客竟不言之,固无救请。须臾,宰羊为羹,先行至客。一脔入口,便下皮内,周行遍体。痛楚号叫,方复说之。遂作羊鸣而死”等等。这些事件的发生,在无法对这些现象作出科学解释的情况下,无疑让家族史上本就有着灵异之事的颜之推格外敏感,而佛教宣扬的因缘果报、因果循环和业感轮回对此恰有很好的理论解释,这无形中促使了颜之推对佛教倍加信奉,并以这些异事去劝说他人相信善恶因果的存在,如收集生活中和历史上有关这方面的材料,将之编辑为《还冤记》和《集灵记》,以此去宣扬因果、宣扬佛法。
  其四,道教的发展从反面促进了颜之推佛教观的形成。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南北朝时其教派较多。因为是土生土长的宗教,所以颜之推对其发展和效用也就有较多的了解。道教之一途就是宣扬和追求炼丹服药以达到长生或成仙(即丹鼎派),但这种求现世修炼而获白日飞升和得道成仙的速成教法,因其始终无法在现实中得到验证,加上历史上出现较多的因修道服药而死亡的例子,以及其修炼须雄厚资金作为支撑等,这也就使道教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它的权威性和感召力。如颜之推就说:
  神仙之事,未可全诬;但性命在天,或难钟值。人生居世,触途牵挚:幼少之日,既有供养之勤;成立之年,便增妻孥之累。衣食资须,公私驱役,而望遁迹山林,超然尘滓,千万不遇一尔。加之金玉之费,炉器所须,益非贫士所办。学如牛毛,成如麟角。华山之下,白骨如莽,何有可遂之理?考之内教,纵使得仙,终当有死,不能出世,不愿汝曹专精于此。[19]
  而于道教的另一途以符箓驱鬼治病者(即符箓派),颜之推也没有表现出多少信从,甚至还有点反感,如他说:“吾家巫觋祷请,绝于言议,符书章醮,亦无祈焉,并汝曹所见也。勿为妖妄之费。”[20]
  可见,颜之推虽然没有全盘否定道教,但寒族出身的他对道教的成仙修炼便很少去身体力行,对符箓之行更是少为之,而且他将之与佛教相比,认为道教“纵使得仙,终当有死,不能出世”,这促使他更倾向于信奉家传的佛教,从而形成自己的佛教观。
  三、结 语
  总之,生长于南北朝时代的颜之推,因处在佛、道兴盛的社会环境,又经历过坎坷的人生,并秉承家族儒学文化,故而于道教,他虽没有绝对不信,但也只是吸取其养生之法,行之于日常生活中,如“爱养神明,调护气息,慎节起卧”[21]等,至于道教的“巫觋祷请”和“符书章醮”、驱邪赶鬼的一套做法他则避之舍之。于佛教,他不但虔诚信奉,且形成自己的一套传播观念,并在生活中予以积极宣扬。不过在儒、佛之间,颜之推虽然把奉佛、念经、布施等看作是“来世津梁”,但最终出于儒家门徒的本能和现实生活的需要,儒学才是他真正立身扬名之根本。
  (作者为许昌学院魏晋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注 释】
  [1][3]﹝唐﹞李百药:《北齐书》卷45《颜之推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625页。
  [2][5][6][7][11][12][19][20][21] 王利器撰:《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368、608、602、366、367、356、57、356页。
  [4] 目前有关颜之推佛教思想的文章有赖井洋的《略论颜之推两教一体及其利己主义思想》(载《韶光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颜之推两教一体思想初探》(载《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和胡栩鸿的《从〈颜氏家训〉看颜之推对释迦文化的吸收》(载《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12期),但这些文章对颜之推佛教思想的成因都很少论及。
  [8]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8页。
  [9]曹文柱:《略论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结构的更新》,载《史学集刊》2001年第2期,第28页。
  [10] 王文锦:《礼记译解》,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825页。
  [13] 当然这不是绝对的,如北魏崔浩一家就存在有信道和奉佛两种情况。《魏书·释老志》载:“浩奉谦之道,尤不信佛,与帝言,数加非毁,常谓虚诞,为世费害。”《崔浩传》载:“浩非毁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释典,时时读诵。浩怒,取而焚之,捐灰于厕中。”再如《晋书·郗鉴传》曰:“愔事天师道,而超奉佛。”郗愔是父亲,郗超是其儿子。
  [14][16][17]﹝唐﹞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103、2286、2285页。
  [15][18]﹝唐﹞姚思廉:《梁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534、6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