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写本《妙法莲华经卷六后记》考释
时间:2014-08-11 15:32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

  二十世纪在中国内陆地区发现了大量的古代写本,这些四至十一世纪的写本是极为珍贵的原始资料,涉及历史、宗教、社会、书法等领域。日本学者池田温先生编著的《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是一部历代写本题记的汇编,收录写本题记2623条,是写本题记辑录最全、年代考订较准确的专著,给学术界的研究带来很大便利。其中所收的NO.107《妙法莲华经卷六后记》是一份重要的资料,它涉及一个佛学研究界至今尚未解决的谜题——《妙法莲华经·提婆达多品》的成立。
  后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所译的《妙法莲华经》是《法华经》最通行的版本,亦是历代高僧们讲释注疏的底本。现在看到的《妙法莲华经》是二十八品,其中〈提婆达多品第十二〉是否为鸠摩罗什所译一直存有争议。关于此品的成立有三种观点:第一,鸠摩罗什所译,因滞留长安宫内而未行于世;第二,法意(达摩摩提)与法献共译,其梵本由法献自西域取来;第三,真谛所译,真谛根据鸠摩罗什本加以润色,并补入《妙法莲华经》。现在学术界大多认同第二种观点,即现在看到的〈提婆达多品〉并非鸠摩罗什所译,而是法献西行取经回来,与法意(达摩摩提)共同在金陵译出。但这种观点仍存有许多疑点,并不能完全解决〈提婆达多品〉的成立问题。许多佛教文化或佛教史论著涉及此问题时,不得不用阙疑的态度置而不论。
  《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所收的这篇《妙法莲华经卷六后记》,正好对《妙法莲华经·提婆达多品》的成立问题做了清楚明白的说明,具体地标注了它的译者、时间以及成立过程。据池田温先生考证,这份材料大约为七世纪时期的写本[1]。从时间上看,越早期的文献往往越接近历史的真相,这份唐朝初年的写本文献自然弥足珍贵。然而,这份仅一百多字的简短材料中,却存在几处重要的疑义,为这份文献的可靠性打上了一个大问号。为了便于说明,现将该材料全文辑录如下:
  参107 妙法莲华经卷六后记(齐永明八年〔四九零〕十二月)
  妙法莲华经卷第六
  比(当为“此”字之误)经是伪秦弘始七年三月十六日、罗什法师于长安大明寺翻译次。又别录及慧远法师所记、日月小不同。其提婆达多品是上定林寺献统法师于阗国将来,以齐永明八年十二月,瓦于官寺(当为“于瓦官寺”之误)与外国僧法意法师译之,即依正法华经次比为第十二品。[2]
  一、鸠摩罗什的译经时间
  写本《妙法莲华经卷六后记》中说明鸠摩罗什翻译《妙法莲华经》的时间是伪秦(即后秦)弘始七年三月十六日。这个时间是有问题的,因为在魏晋以来的大多数文献中,鸠摩罗什翻译《法华经》的时间都为弘始八年的夏天。其中最可靠的材料当为鸠摩罗什门下弟子僧叡法师为该经所作之序《法华经后序》。僧叡曾亲自参与了《法华经》的翻译,《高僧传》中记载:“什所翻经,叡并参正。昔竺法护出《正法华经》,〈受决品〉云:‘天见人,人见天。’什译经至此,乃言:‘此语与西域义同,但在言过质。’叡曰:‘将非人天交接,两得相见。’什喜曰:‘实然。’”[3]正是僧叡参与《妙法莲华经》翻译之事。僧叡在序文末介绍当时的翻译情况:“于时听受领悟之僧八百余人,皆是诸方英秀,一时之杰也。是岁弘始八年,岁次鹑火。”[4]鹑火是十二星次之一,约为农历七月至八月,正是夏天。同为鸠摩罗什弟子的慧观法师作《法华宗要序》,此序曾为鸠摩罗什所称赞。该序亦提及译经的时间:“秦弘始八年夏,于长安大寺集四方义学沙门二千余人,更出斯经,与众详究。”[5]此外,历代的佛典目录书中,亦大多持同样的说法。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二》于〈新集撰出经律论录第一〉中记录:“《新法华经》七卷,弘始八年夏于长安大寺译出。”[6]此处的《新法华经》即是指鸠摩罗什所译的《妙法莲华经》。唐代道宣律师的《大唐内典录·后秦传译佛经录第七》:“《妙法莲华经》七卷,弘始八年于大寺出,叡笔制序,第二出,与护正法华(指竺法护所译《正法华经》)同本,相去垂百年,见《二秦录》。”[7]这里所据的《二秦录》是僧叡撰次鸠摩罗什所译诸经的目录书,为此后目录书中记录后秦译经情况的常见引用书,原本早已亡佚,相关记载散见于后代著录的引文中。《大唐内典录》记载《妙法莲华经》译出的时间和地点即引自《二秦录》,当为可靠资料。还有大量的佛教目录书以及经序、注疏中标明《妙法莲华经》的译出时间是“弘始八年夏”,兹不赘引,仅列举最为可靠的材料若干以作说明。综上所述,NO.107《妙法莲华经卷六后记》所说的译出时间“伪秦(即后秦)弘始七年三月十六日”是错误的,应当为“后秦弘始八年七、八月间”。
  二、鸠摩罗什的译经地点
  写本《妙法莲华经卷六后记》中说明鸠摩罗什翻译《妙法莲华经》的地点是长安大明寺。关于翻译此经的地点,历代经录的记载大多不如译经时间明确,多标注为“长安大寺”,而并未具体说明是哪一座寺院。从鸠摩罗什在长安时期的译经情况看,其开展译经活动的主要场所有两处:逍遥园与草堂寺。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十章《什公之译经》中有一段考证:“自弘始三年至七年,什(指鸠摩罗什)多住在逍遥园。八年以后,则在大寺。”“大寺者,中构一堂,缘以草苫,故又名草堂。及至北周之初,此寺已分为四寺。(一)仍本名,为草堂寺。(二)常住寺。(三)京兆王寺,后改安定国寺。(四)大乘寺。”[8]汤用彤指出“大寺”即是长安的草堂寺。据汤先生的说法,鸠摩罗什在翻译《法华经》的弘始八年时期正是住在草堂寺。即使后来草堂寺分化为四寺,其中也不曾见名为“大明寺”者。唐代僧祥的《法华传记》中收录一篇僧肇所作的《法华翻经后记》,文中说:“弘始八年夏,天竺沙门三藏法师耆婆鸠摩罗什,秦言童寿,于长安大寺草堂之中,与生、肇、融、叡等八百余人、四方义学英秀二千余人,俱再译斯经(指《妙法莲华经》)。”[9]僧肇是鸠摩罗什最为杰出的弟子之一,被喻为“解空第一”,他在序中提到自己也亲自参与了《法华经》的翻译。在这篇序文中,僧肇明确地指出“长安大寺”即是“草堂寺”。NO.107《妙法莲华经卷六后记》所说的“长安大明寺”,与它最为相关的可考寺院为现在的陕西省扶风县大明寺。这座大明寺位于扶风县段家镇,距离西安(即长安)很近,它的前身为福荫寺,始建于隋大业元年(605),是隋炀帝杨广为保江山永固、福荫后代而修建的。可以看到,这座大明寺的修建时间比鸠摩罗什的译经时间晚了约两百年,不可能是鸠摩罗什译经所在之处。而鸠摩罗什译经之时,并未有其他资料记载他曾在大明寺活动过。因此,NO.107《妙法莲华经卷六后记》所说的译出地点“长安大明寺”是错误的,应当为“长安草堂寺”。
  三、〈提婆达多品〉的成立
  写本《妙法莲华经卷六后记》中对〈提婆达多品〉的成立问题做了详细说明,是十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但有两处地方存在明显问题,即获本地点与译出时间。其实文中所列的内容正与现在学术界的通行观点大同小异,对此提出质疑实则也是对学术界通识提出质疑。正如文中所记,现在一般认为〈提婆达多品〉是法献西行时,由于阗国取回梵本,还京都后与法意(达摩摩提)共同译出。历代经录亦多持此记载,因被广泛转载而几乎成为定论,以至于为现代学术界普遍认可。其实翻阅这些经录,可以看到记载这一说法的来源几乎都指向两份文献:《出三藏记集》和《宋齐录》。《宋齐录》早已亡佚,《出三藏记集》留存下来,是十分可靠的材料。因为法献正是僧祐的老师,法献西行前后都与僧祐有密切的交往。可以说,僧祐对于法献的西行和回国后的活动都是非常清楚的。僧祐在《出三藏记集·卷二》的〈新集撰出经律论录第一〉中记载:
  观世音忏悔除罪咒经 一卷(永明八年十二月十五日译出)
  妙法莲华经提婆达多品第十二 一卷
  右二部,凡二卷。齐武皇帝时,先师献正游西域,于于阗国得《观世音忏悔咒》胡本。还京都,请瓦官禅房三藏法师法意共译出。自流沙以西,《妙法莲华经》并有〈提婆达多品〉,而中夏所传缺此一品。先师至高昌郡,于彼获本,仍写还京都。今别为一卷。[10]
  对比写本NO.107《妙法莲华经卷六后记》的记录,可以看到总体内容非常相似,但是关键之处出现了讹误,同样的情况亦见于历代经录。首先,法献获得〈提婆达多品〉的地点不是于阗国,而是高昌郡。在于阗国获得的是胡本《观世音忏悔咒》。其次,法献取回胡本,与法意共同翻译的也不是〈提婆达多品〉,而是《观世音忏悔咒》。最后,于永明八年十二月译出的正是《观世音忏悔咒》,而不是〈提婆达多品〉。写本NO.107的记录,以及历代经录所载,都是将〈提婆达多品〉与《观世音忏悔咒》混淆了。事实上,二者的确很容易被混淆,因为它们是现有记录的法献西行带回的仅有两部经,并且《出三藏记集》中将二者并列说明,博览群书的古人著书时常常是凭靠记忆,于此处最易出错。最明显的例证是历代经录几乎都将法献〈提婆达多品〉的获本之地写做“于阗国”。那么,有没有可能〈提婆达多品〉和《观世音忏悔咒》的情况是一样的呢?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非常小。其一,按照《出三藏记集》的撰述体式,可以明确译者、翻译时间和翻译情况的,都会在该经目后标注,如《观世音忏悔除罪咒经》后即标明译出时间是永明八年十二月十五日,标注得相当具体,说明僧祐对此应是非常了解。而《妙法莲华经·提婆达多品第十二》后却无任何注文,而僧祐不可能对此不了解。其二,如果二者情况相同,僧祐完全可以合并起来统一介绍,而无需分开成两个部分介绍。其三,《观世音忏悔除罪咒经》明确说明,是取回胡本而由法献、法意共同译出。但在〈提婆达多品〉的介绍中并没有说明取回的是胡本,更不提后来曾被翻译之事。所以,更有可能的情况是,法献带回的胡本仅是《观世音忏悔除罪咒经》,而法献在高昌郡抄回的〈提婆达多品〉本来就是译本,因此根本无需再做翻译,那么前文所列的该品经目后自然无从标注翻译的具体时间了。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出三藏记集》在〈提婆达多品〉的介绍文末,提到“今别为一卷”,也就是说这抄回的〈提婆达多品〉是以单行本的形式流传于世,并没有被合并入鸠摩罗什所译的《妙法莲华经》中。历代经录也不曾提过法意译出〈提婆达多品〉后即将其补入《妙法莲华经》。写本NO.107《妙法莲华经卷六后记》所说“以齐永明八年十二月,瓦于(于瓦)官寺与外国僧法意法师译之”的应当为《观世音忏悔除罪咒经》,而不是〈提婆达多品〉。“即依正法华经次比为第十二品”,便是无稽之谈了。至于历代经录中所引的《宋齐录》,据谭世宝《汉唐佛史探真》上篇第十五《〈房录〉所载〈宋齐录〉辨伪》的考证,《宋齐录》是剽窃《祐录》甚至增删至误的伪作[11],既然同样是基于《出三藏记集》,那就不需另做说明了。
  其实,写本《妙法莲华经卷六后记》正是历代经录以及现代学术论著中关于〈提婆达多品〉成立的观点的缩影。这份写本材料所记载的〈提婆达多品〉由法献从于阗国取回梵本并与法意共同译出这一事件,它的源头应该与历代经录所载一样,正是来自《出三藏记集》。僧祐与法献同时代,并师从法献且交往甚密,其记载的可靠性足够作为这一事件最可依赖的凭据。然而从某个时期起,引文开始出现讹误,将法献同时带回的《观世音忏悔除罪咒经》的情况与〈提婆达多品〉混淆了,该写本亦有此误。《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所收录的NO.107《妙法莲华经卷六后记》虽然抄出年代较早,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但因其可质疑点甚多,所以不能作为解决《妙法莲华经·提婆达多品》成立问题的可靠依据。
  (作者为福建师范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注 释】
  [1][2] 〔日〕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M〕.东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第93页。
  [3]〔梁〕释慧皎:《高僧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45页。
  [4]〔梁〕释僧祐:《出三藏记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307页。
  [5]同上,第306页。
  [6]同上,第49页。
  [7]《大正藏》,第55册,第252页中。
  [8]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69页。
  [9]《大正藏》,第51册,第54页上。
  [10]〔梁〕释僧祐:《出三藏记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64页。
  [11]谭世宝:《汉唐佛史探真》〔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42-1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