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摹心追亦超然——读王启江的敦煌佛教壁画艺术 张海潮
时间:2014-08-11 08:33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

  在表现古典特质的基础上,又能把敦煌壁画艺术的传统精髓与现代绘画艺术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其艺术作品具有时代气息,这是许多画家和美术工作者始终探讨和实践的重要艺术问题。
  敦煌画家王启江便是这样一位敦煌艺术的探索者和佼佼者。不知是自小受到祖辈虔诚信佛的影响,心生对佛教的敬仰,还是走进敦煌石窟临摹佛菩萨壁画净化了他的灵魂,抑或两者都有,王启江开始了敦煌壁画的临摹与创作。出生在敦煌并在敦煌壁画艺术中苦苦探索,面对困惑,潜心于敦煌壁画艺术,手摹心追,在十几年的学习过程中积累了丰厚营养,获益颇多。
  王启江已过而立之年,1992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中国书画函授大学,先后在西安美术学院、山东理工大学美术学院研修学习。通过多年的临摹和探索,造就了他甘守寂寞、勤奋刻苦的精神。他从风格各异的敦煌壁画出发,反复临摹,大胆尝试,从临摹中掌握绘画语言。他曾说:“敦煌壁画的临摹要达到烂熟于心的地步,临多了就会掌握规律,这样才可以借鉴前人之所长,超然物外,写出自己心中的意境。”
  临摹敦煌壁画最忌呆板,通过长期实践,他深刻地体会到,临摹就是对原作的再创造,也是临摹工作者的艺术修养和表现技法的全面反映,临摹者如果没有与原作者同等的艺术水平,是不可能完全如实地体现原作精神的。经过多年的学习和临摹,王启江的敦煌壁画作品颇见功力,形成了他对敦煌艺术独特的理解和自己独特的绘画艺术风格。
  例如,他笔下的水月观音图(见中插图18),画面色调以青绿为主,恬淡清雅,线条起伏有致,人物造型优美,意境深远。观音菩萨悠然自若地坐在岩石上凝思遐想,青绿色岩石后伸出几枝嫩柳,彩云浮空。透明的圆月间观音金色的肌体和衣纹密集的朱红罗裙互相辉映。色调富丽、热烈,线描流畅,造型优美,描绘了水月观音宁静超越、安详慈悲的宗教境界,是现存敦煌石窟壁画中水月观音中的艺术珍品。
  敦煌壁画中的各类菩萨造像,其造型、神态、以及装饰背景等都各有不同,要临摹好这些壁画,不仅需要有扎实的工笔画线描基础,同时也要求画家对其色彩的晕染等形态有熟练的技巧和把握。王启江临摹的敦煌壁画中的观音菩萨造型,在其线条的准确、流畅、生动与色彩的晕染搭配上都达到和谐的统一。
  例如,《法音》中插图27中的观世音菩萨,是唐代菩萨形象的最佳代表之一。画中的观音菩萨细眉长目,鼻直唇红,肌肤细腻,体态婀娜,充分展示了菩萨慈悲的微笑与庄严美丽,生动地传达了佛教美学悲悯有情众生的审美理想和标准。
  有人说,唐代周昉曾以“色彩柔丽,菩萨端严”之举,描绘水月观音的神姿妙态,但可惜作品不存。但敦煌壁画中却保留了不少“色彩柔丽,菩萨端严”的菩萨造像。又如,持柳观音菩萨(见中插图10),手持柳枝,立于莲花上,慈眉善目,面部呈现出喜悦的微笑,其色彩富丽堂皇。整个画面给人很安详、宁静的宗教体验,洋溢出一种静谧美感。
  敦煌石窟中的菩萨造型经过从北魏、隋代到初唐、中唐、盛唐、晚唐,以及西夏和元朝的发展演变,其造像风格和手法也不尽相同,表现出了不同时代的绘画美学理念。
  例如,在王启江临摹的另一幅菩萨像(见中插图26),其身体高大,形体大过真人,面型丰圆,石绿色双眉,蝌蚪型胡须,手托浅蓝琉璃花盆,面部流露出内心的喜悦,神态潇洒。画法中赋彩淡雅,赭红色线描有浓有淡,运笔爽利洒脱,颇有吴道子“落笔雄劲,而敷彩简淡”的意味,是吐蕃时期出现的新风格。
  王启江临摹了不少初唐、中唐、盛唐到晚唐不同风格的观世音菩萨,有的单身临摹,有的则是整体临摹,诸如,《西方三圣》是唐代菩萨形象的精品。观音细眉长目,鼻直唇红,肌肤细腻,体态婀娜,嘴角神秘的一笑,给人以遐想。(见中插图7、9)
  例如,初唐时期的思维菩萨做思维状,面部恬静,形体优美,坐于莲花座上,表现得道的过程。临摹者对色彩做了细致生动的描绘和处理。(见中插图4)又如,中插第12幅临摹作品,菩萨全身作“S”型的动态,婀娜多姿,体态丰盈健美,肌肤莹润细腻,面相丰满圆润,云髻高耸,长眉入鬓,双目微启,眉目间似笑而非笑,有慈眼视物,无可畏之色,神情恬静慈祥。此像造型、动态、面相、神情高度和谐统一,通过表现女性的妩媚娇娆,美丽善良,塑造理想中慈悲为怀、垂怜众生的菩萨形象,是盛唐彩塑菩萨中的上乘之作。
  王启江临摹的榆林石窟中的壁画,观音菩萨悠然自得地倚石而坐,一手轻松自然地放在膝上。透过一轮明月,只见修竹葱郁,岩石嶙峋,浮云掠空,水池里红莲盛开。原赋色艳丽,装饰意味很浓。现见变色,仍有月明风清之感。(见中插图15)
  元朝时期的观音造像,在其风格上却表现出藏传佛教绘画的影响。王启江很好地把握了这种风格的细微变化,例如,在《观音菩萨闻法图》中。画家生动地临摹出观音菩萨发誓要利益一切众生,于是生出千手千眼的无尽愿力。千眼能观众生之苦,千手能济众生之难。《观音菩萨闻法图》是元代晚期的壁画。人物造型准确,肢体结构严谨。千臂手关节,层次安置得体自然。线描集铁线、兰叶、折芦、钉头鼠尾,行云流水线描等于一体,变化丰富。丰满圆融的肌肤,蓬松的毛发,轻柔细润的衣裙巾带,形体转折和质感都恰当的表现出来。重复发挥了线描的造型功能,是敦煌佛教艺术中杰出的代表作之一。(见中插图19)
  在敦煌石窟的数十年来,王启江钟情于临摹观音菩萨,他认为,临摹观音,就是聆听观音,观修观音,也就是将观音菩萨的慈悲心化作现实中的慈悲喜舍菩萨行。因此,有了这样的宗教体验,他笔下的观音才有神圣的超越性,如有的观音怡然安详,有的则凝神庄严,但无一不生动地刻画出观音菩萨的慈悲与美丽。
  盛唐壁画是王启江临摹的主要对象,这些壁画场面宏大、壮观、富丽堂皇,从中可以描画出很多人物的内心世界,从而增强画面的艺术感染力。(见中插图6)
  文殊和普贤是唐代以来行之不衰的壁画题材,经变画的绘制达到了艺术巅峰,是西夏规模壮观、气势恢宏、意境深远、艺术性颇高的佳作。普贤与文殊在佛经中多是成对出现,普贤菩萨主司行、愿,乘白象侍佛之右方,白象表示佛法之广大、威力无边。这幅普贤变头戴花冠,画面中的普贤菩萨乘白象,舒右腿跏坐于莲座上,冠带披巾随风飘扬,手执经书,俯视下界,神态自若,乘云浮游于大海之上。(见中插图14、16)
  敦煌石窟中的经变画,在初唐后得到较快的发展,这些经变画是敦煌壁画艺术的杰出代表作品,但是要想临摹好这些古代的艺术杰作,不但需要对艺术的献身精神,同时也需要宗教信仰的体验,因为临摹经变画,也就是用生动的人物、场景和画面来解说佛经的内容和思想。要是不了解佛经的内容,就不能很好体味画与手、手与心、心与画、线与色等之间内在的关系。(见中插图1、2、3)
  王启江临摹的经变画大气磅礴,人物侧重神态的描绘,尤其是《阿弥陀佛经变画》(见中插图8),中央为阿弥陀佛,左为观世音菩萨,右为大势至菩萨,合称“西方三圣”。两侧有两弟子和八大菩萨,前右二狮守护,二力士护法,虚空有飞天散花。人物形象俏丽,头冠、顶饰堆金,肌肤以淡朱晕染。肩披薄纱,身饰璎珞,画风精密细致。
  《观无量寿经》图中描述的是极乐世界七宝池中露天殿堂。无量寿佛结跏趺坐于金刚宝座,观世音、大势至分坐左右,供养菩萨四面环绕,与两侧报身应身形成三佛同会世界。殿前为歌舞平台,鼓笛共鸣,管弦齐奏,伎乐与嘉陵频迦共舞。后部重楼高阁,迴廊并出,上有碧空,天乐不鼓自鸣,飞天绕华盖,绿波出红莲,童子坐莲花,化生戏绿水,一派歌舞升平景象。画面采用现实与想像相结合的手法,塑造了端庄质朴的神灵形象,以其特殊的艺术风格,使人们在艺术审美享受中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反映了现实社会对西方极乐世界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见中插图11)
  此外,弥勒经变画是根据《佛说弥勒下生经》、《佛说弥勒大成佛经》、《弥勒来时经》等完成的壁画。以弥勒在龙华树下成道说法为主题,以弥勒三会为主要内容,形成三角形结构。主尊前首先表现儴佉王以镇国七宝和宝幢献与弥勒,弥勒又将宝幢转赠与婆罗门,而诸婆罗门立即拆毁宝幢各共分之,哲理性地表现了人生无常,顷刻即逝,只有出家修行,摆脱现实苦难,方能进入净土世界。开宗明义地点出了全画的主题思想。三会中掀起了剃度出家的高潮。中部以小型画面大量的描写了弥勒世界的美妙事物,如路不拾遗,一种七收,树上生衣,写经诵经,女人五百岁出嫁,老人入瓮,以及上层的迦叶献袈裟,弥勒观父母,弥勒率弟子乞食翅头末城,以及兜率天宫等神秘场面。宫殿楼阁,山林溪流,人佛共处,一切活动均与大自然相结合,天地辽阔,意境深远。(见中插图21)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大型临摹壁画《药师经变》,这幅作品下部的舞乐图,以灯楼为中心,两侧立灯轮,天女分别燃灯。乐队28人分为两组,左右相对,乐工或上身袒裸,或斜披天衣,肤色、发式各不相同,演奏中原的和从西域、外国传入的各种打击、演奏、弹拨乐器。乐器有筝、排箫、竖笛、方响、筚篥、五弦、横笛、腰鼓、都昙鼓、脊鼓、答腊鼓、羯鼓、毛圆鼓、拍板、钹、竽、箜篌、法螺等。两对舞伎素裹白裙,或锦衣石榴裙,在灯火辉煌、器乐协奏中翩翩起舞,始终在小圆毯上旋转腾踏,巾帛飞扬。这大概就是传自西域的胡旋舞或胡腾舞。此画是敦煌壁画中规模最大的舞乐图,人物众多,场面宏伟,色彩绚丽,线描豪放,神采生动。
  《西方净土变》是王启江敦煌壁画临摹的精品之一,画面下方的舞乐图,真实生动地记录了当时以歌舞供养佛菩萨的情景。这幅画绘于唐贞观十六年,原为宋代壁画所覆盖,上世纪四十年代中为好事者剥去宋代千年佛,露出此画。此图是依据《佛说阿弥陀经》绘成的。乐队分列左右,乐师16人;乐器有琵琶、箜篌、筝筚篥、排箫、腰鼓、羯鼓、横笛、法螺、答腊鼓等。舞伎二人,宝冠罗裙,挥巾起舞,发络飘起,脚下踏小圆毯子,大致为传自西域的胡舞,呈现一片欢乐景象。(见中插图5)
  多年来,王启江的画作先后在日本、韩国、法国和上海、南通、兰州等地展出,并制作完成了张掖大佛寺、酒泉法幢寺等处的大型佛教壁画,受到广泛赞誉。虽然他的临摹作品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他还在不断的探索。他对同道们常说:“如果能在古人的基础上,稍稍向前推进一步,也算对得起敦煌的先辈们。”这正如上世纪四十年代著名书法家沈尹默先生赠给从敦煌临摹壁画归来的张大千先生的那首诗所说,笔者认为,此诗也可以概括王启江的敦煌艺术之情:
  三年面壁信堂堂,万里归来须带霜。
  薏苡明珠水管得,且安笔砚写敦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