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美术的来源及其概况
时间:2014-08-11 08:43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

  在公元前后,佛教开始传入中国,佛教美术亦随之在中国发展。《后汉书》卷八十八说:“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像焉。”晋袁宏《后汉纪》的记载与此略同;又《佛祖统纪》等书也记其事。传蔡愔于明帝永平初遣赴大月氏,至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一说永平九年),偕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当时以白马驮经及白毡裹释迦立像,因在洛阳城西雍关外建立白马寺,并在寺中壁上作千乘万骑三匝绕塔图。《魏书·释老志》说:“自洛中构白马夺,盛饰佛图,画迹甚妙,为四方式。”又说:“明帝令画工图佛像,置清凉台及显节陵上。”这是中国最初自作的佛教画,可惜已随古建筑而毁灭了。据此则造像、画佛、造塔的图样,最初都是从印度传来的。
  关于印度的佛教美术,现遗存者,如第一期的佛陀迦耶,第二期的巴鲁特(Bhashat)、山奇(sanchi)都无佛像,只有佛座和佛的足迹,以表示佛的存在。到第三期的阿摩拉瓦提(Amaravati)雕刻了佛像与佛足迹,两者同时存在。到第四期的阿旃陀(Ajanta)、犍驮罗(Gandahza)有佛像而无佛足迹,并刻佛传,佛像有进一步的成就。犍驮罗为中国敦煌移民月氏人所建国都,取希腊所遗文化而光大之,故月氏佛教美术,独具特色。传入中土,首达西疆。今存者有拜城县克孜尔明屋壁画,绘有佛传及佛本生故事,库车县库末吐喇千佛洞,森木塞姆千佛等,皆沿丝绸之路,东来而至甘肃,有敦煌鸣沙山莫高窟、永靖炳灵寺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安西榆林石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四川广元石窟以及江南摄山石窟等,石窟之数,不可胜计。全国造像、碑、幢之类,历世残毁颇多,今所保存,亦为世界之冠。在公元一世纪时,月氏成立贵霜王朝,继续占领西南高附,东南罽宾,以及整个犍陀罗。地当丝绸之路商业要冲,财力雄厚,贸易常用金币。贵霜第三代迦腻色迦王,出于小月氏,其汉名的前面,有“真檀”二字(真檀与真陀,皆于阗之别名,月氏大部西迁,小部留于阗,迦腻色迦属于阗小月氏),示其世系所出,其人雄才大略,利用佛教,向外扩张,当其与印王战,胜利媾和之时,曾向印王索取佛钵及辨才比丘。佛钵以示传法正统,辨才及高僧马鸣,用以号召四方。建塔立寺,第四次结集佛经,始刊之文字。佛教经像,传于中土,即自大月氏得来。而中国西部佛教艺术,亦以于阗、龟兹所保存者最多。敦煌、云冈,驰名世界,实有由来。自余朝鲜、日本等地,皆学于中国,可以不论。至印度所传佛教经像艺术,当公元九世纪后,为印度教人、回教人所毁,几于澌灭;赖中国所存经像,较为丰富,保持至今。
  中国在佛教艺术上的成就,无论造像、绘画和建塔等,都是在中国土地上发育成长的,它具有中国的民族风格。在初期西来的道路上,如新疆的克孜尔明屋壁画和敦煌莫高窟北魏壁画,虽曾受有西来影响,但同一题材,内容和表现的方法都不同。印度的佛教壁画在阿旃陀石窟中,表现不少娱乐场面,饮酒宴谈,神通游戏,菩萨人物装饰富艳,婉变多姿,色彩鲜明。即降魔变这样的题材,也布置得如同演剧的场景一样,使人并无畏怖之感。反之在敦煌北魏壁画中,画出了苦行的故事,如舍身饲虎、强盗挖目,人生如在地狱中,阴森可怖。大概在当时不断战斗屠杀的年代中,人民求生无计,得不到快乐的生活,统治者又借宗教来镇压人民,使其心灵上甘于服帖。在线条与色彩上,也是粗犷而强烈,看不出柔和与可亲的感情,这是当时以宗教为实用主义的工具在美术上的必然反映。
  但到隋唐统一时代,佛教美术就完成了中国化的进程。这个趋势开始于隋唐以前。早在梁代,张僧繇善画佛像,独出心裁,创立了“张家样”,佛像的中国化,从他有了很好的发展。其子善果和儒童,也善画,并擅佛画,能传其业。善果画悉达太子纳妃图,灵嘉寺塔样;儒童画释迦会图,宝积经变图。在南北朝的后期,张僧繇的影响很大,有不少学习他的画派。所谓“望其尘躅,有如周孔”,可见声望之隆。他用简练的笔墨,绘画佛像。《历代名画记》说他“笔才一二,而像已应焉,因材取之,今古独立。像人之妙,张得其肉,陆得其骨,顾得其神”。佛教绘画在中国的发展,当隋以前,僧繇是一个有力的推动者。
  其在北朝,北齐曹仲达佛画颇享盛名。曹氏来自中亚的曹国,带有西域的作风,在中原既久,画艺渐进于中国民族风格。创立了“曹家样”,为唐代盛行的四大样式之一,它的特点是衣服紧窄,大约与印度笈多朝的雕刻,有同样的作风,与吴道子结合了中国的传统风格所创立的“吴家样”并称;所谓“曹衣出水,吴带当风”,就是对他们概括的评语。曹画虽失传,但看到鹿野苑所藏释迦立像,衣如湿沾体上,就可想见曹画。吴画衣带宽博,飘飘欲仙,在敦煌壁画中还可找到他的作风。
  隋唐代的壁画,今存于麦积山石窟与敦煌的莫高窟,敦煌所存唐代壁画,尤为富美,色彩鲜丽,人物造型端庄华贵,男女的形貌,都非常映丽。往往以当时的贵官贵嫔为范。音乐弦管、胡旋、柘枝,都搬到佛前演奏,极乐世界也就是人间的世界。尽态极妍,较之阿旃陀壁画,尤或过之。佛前供养人像有诸王贵官,几与佛躯相等。这与其说是为佛教宣传,无宁说是为当时的上层社会,追求享乐,粉饰藻绘,期望在当前身后,都得到感观上的满足了。
  敦煌莫高窟有唐代壁画与彩塑的洞窟共207个,可分初、盛、中、晚四期。其重要的洞窟,如初唐的第220窟,造于贞观十六年(642);盛唐的第335窟,造于垂拱二年(686),第130窟和第172窟,造于开元、天宝年间(公元八世纪前半);中唐的第112窟,晚唐的第156窟(此窟为张议潮建,窟外北壁上有咸通六年——公元856年所写的莫高画记)等,都存有辉煌灿烂的作品,可为唐代佛教美术的代表。这些洞窟壁画,虽则出于无名画家之手,但是研究它的作风,应该与吴道子、阎立本诸大家的作品是相一致的。例如壁画中的维摩诘经变,在座前的听众,有诸王贵官,与现存的阎立本的帝王图相似,由此可以推知这些图像应有共同的画法,为当时的规范。
  这些壁画的内容,表现的题材是佛经经变故事、净土变相以及佛菩萨像等。唐代佛画内容较之过去更丰富,色彩也比较绚烂,表现的境界也更扩大。唐代最流行的是佛教净土宗,因此净土变相在壁画中表现得最多,约占228壁。其他如药师净土变相、报恩经变相等,也往往采取净土变相作为主要的部分。
  在净土变相中,把极乐世界装饰得非常美丽,其中有七宝楼台,香花伎乐,莲池树鸟,表现出无尽的美景。用富丽的物质现象,去描绘观想法门境界。其中表现了乐观美满的生活,表现了音乐舞蹈、香花美果等享受的欲望,与出世苦行禁欲的态度,有很大的差异。而且所绘的佛、菩萨、诸天、力士等,都是美丽与健康的化身,对于美和健康的赞赏,这和唐代的社会生活,人民的爱好是完全一致的。唐代的佛画中,并且点缀着许多人间社会生活小景,由神的世界走向人的世界,神与人融合为一片,乐观、明朗,富有情趣,这些佛画可以说与世俗的情感愿望相结合,因此它深入到一般民间社会中,滋生在群众的心灵中,佛教的宝殿,不单是礼拜的地方,也是娱乐游观的地方,它得到了民间的拥护,为此后开拓了广大的园地,在中国绘画中,也扩大了它的影响。
  佛教美术在雕塑方面,也有其伟大的创造。在佛教东来的通路上,经过新疆维族自治区时,遗留有古代龟兹、高昌等洞窟的造像,经过甘肃河西走廊时,遗留有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永靖炳灵寺、天水麦积山等石窟造像;再东进而有山西大同云冈、河南洛阳龙门、山西太原天龙山、河北磁县响堂山、河南巩县石窟寺、山东云门山、江苏连云港、辽宁义县万佛堂等大小石窟造像,蔚为盛观。在江南的有摄山石窟像,在四川的广元石窟、大足石窟,以及巴中、通江等地石窟造像,分布既广,数目亦多,不能备举。乐山大佛,尤呈伟观。从北魏到隋唐时期,中国的雕塑艺术,在佛教方面,创造了很多伟大的工程,以上所记的各石窟中,亦以北魏隋唐时代的最为精美,其中云冈与龙门的石刻,可为代表。其他全国各寺院中的金铜造像、石刻造像碑、木雕、夹紵干漆造像,还不计其数。佛教对于中国的雕刻与彩塑艺术,留下很大的成绩,在北魏时期的石窟造像,或受有外来影响,但与印度犍陀罗造像和签多造像,也各有不同的风格,至唐代而民族形式,愈深成熟,它的妙相庄严,表现了中国人的气魄,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水平。在甘肃的敦煌与天水麦积山,由于石质是砾岩,不便雕刻,匠心独造,改用彩塑,唐塑在莫窟中,焕发光彩。江南杨惠之,成为泥塑名家。自后宋元以来,各寺泥塑甚多。此种技法,也是中国佛教艺术所特有的。
  关于佛塔的建筑,中国与印度的窣堵波(saupa)殊不相似,印度的方坟、圆坟以藏佛骨,中国则用各种不同的形式建造,遗存的占塔中,以重阁累积者为多,所谓塔势如涌出,则是一致的。中国佛塔,基层亦藏舍利,上层常用以藏经,且供登眺,唐玄奘所建大慈恩寺有大雁塔,闻当时亦备藏经,学士登临,题名志庆,塔影凌云,塔铃摇风,这在世界的高层建筑上,也是别有逸趣的。